蒲松龄

早年经历

蒲松龄的一生到外地旅游较少，家境贫寒，生活清苦，但他却常到济南居留。在济南期间，留下了不少文字，其中有一首题为《客邸晨炊》的诗:

　　大明湖上就烟霞，

　　茆屋三椽赁作家。

　　粟米汲水炊白粥，

　　园蔬登俎带黄花。

　　短短数语，道明了蒲氏旅居大明湖畔，晨曦早炊的生动情景。特别是后面两句，说了取泉水熬煮粟米粥，以及在案板上切配素食蔬菜包括黄花菜，用于佐食小吃的情景。可以想见当时蒲松龄自炊自啖、津津有味的早餐状况。

　　蒲松龄所记述的炊煮小米白粥，佐以菜蔬的早餐饮食，也正是山东大部分地区的日常饮食习俗，山东民间早晨多喜食粥，粥的品种甚多，有小米粥、大米粥、小米绿豆粥、江米粥、豆汁粥、红豆粥、荷叶粥等等。

书香世家

　　淄川蒲氏，自元代迁来，原籍何处，文献无征。其远祖蒲鲁浑、蒲居仁曾并任般阳府路总管，名载邑乘，但无任职年代。墓在城西北店子村附近，旧有华表翁仲，俗称“石人坡”。故其民族成分引发学术界争议，“蒙古、女真、回族、汉人”多说并存，至今尚未定论。《蒲氏族谱》记载，相传蒲姓为元世勋，宁、顺间曾遭“夷族之祸”。邢戮之余，只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于外祖杨家，改随母姓，元亡后，始复姓蒲，名璋（即其始祖）。其后子孙日繁，所居满井庄因而易名蒲家庄。至明万历间，全县诸生八名补廪者中，其族竟占六人。嗣后科甲相继，称为望族。自蒲璋至蒲松龄历十一世，其世系为：

　　璋—子忠—整—海—臻—永祥—世广—继芳—生汭—盘—松龄

　　蒲松龄的高祖世广，是族中第一位廪生，才冠当时，所生四子中一人为训导，三人为庠生，而后世子孙中在明清两代出了（三名）县令以及教谕，训导等职的进士、举人、贡生、廪生与庠生数十人；其曾祖继芳（行二），庠生，所生五子均为入泮；其祖生汭，所生五子无一采芹者；其父盘，字敏吾，配孙氏、董氏、李氏，少力学而家苦贫，遂弃学经商，数年称素封。业余不忘经史，博恰淹贯，宿儒所不能及。但长子早丧，四十余仍无子（曾过继嗣子），散金行善，救济乡里，后连生四子（三人进学）。生平“主忠厚”，值战乱，策划守村，出资助修城垣，故而名载县志“隐逸”中。

励志向学

　　明崇祯十三年庚辰四月十六日夜戌刻，蒲松龄诞生于蒲家庄内故宅北房中。此时，其父正梦见一位偏袒上衣、乳际粘有一贴圆如铜钱药膏的病瘦和尚进屋。而蒲松龄身上也“果符墨志”，故其以“病瘠瞿昙”降生自况。

　　蒲松龄在兄弟四人（兆箕少亡，过嗣者兆兴回归）中排行第三（董氏次子），上有兆专（李氏所生）、柏龄两兄，下有一弟鹤龄。因家境渐落，不能延师，兄弟四人皆从父读。蒲松龄天性聪慧，经史过目能了，尤得其父钟爱。

　　清顺治十四年，18岁的蒲松龄与本县丰泉乡大刘（今罗村镇道口村）“文战有声”的庠生刘国鼎次女成亲。

　　次日，新婚后的蒲松龄初应童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藉藉诸生间。其制艺《早起》、《一勺之多》，大为山东学使施闰章称赏。其批语：“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又掉臂游行之乐。”

　　越岁，踌躇满志的蒲松龄与同窗挚友张笃庆（历友）、李尧臣（希梅）、王鹿瞻等结为“郢中社”。每聚首则放怀吟咏，寄兴唱和，诗成共载一卷。旨在长学问，消躁志，相互切磋，以补文业。

　　其后，蒲松龄岁岁游学在外。先去城西沈家与宁绍道参议沈润之子沈天祥（燕及）“共灯火”；又应李尧臣之邀，于康熙三年春到城东李家与之“共笔砚”。此间，虽经兄弟析箸之变，然而蒲松龄却未改求学之念。为惜时笃学，他曾接受同在李家假馆的外甥赵金人（晋右）的建议，作《醒轩日课序》以励志。再后来，面对分家后“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的现状，尤其是弱妻幼子及窘困的家境，迫使蒲松龄不得不违心的终止了在李家的借读。自康熙五年前后，他便到城西王村课蒙，开始了他的塾师生涯。这是他的初馆阶段。

游幕宝应

　　康熙九年秋，蒲松龄为了全家五口人（已有二子一女）的生计，也为了开阔眼界，应聘于同邑进士、江苏宝应县令孙蕙（树百），南下宝应县署作幕宾，帮办文牍。他骑马南行，从益都县颜神镇（今博山区）西南青石关入莱芜县境，经沂州进苏北，渡黄河（清初由苏北入海），最后到达宝应。

　　宝应乃苏北古邑，隶扬州府辖，由于地处淮河下游并临大运河，当水路之冲，因而迎送官员驿站供应繁重；且遇连年水灾，土地村舍俱淹，百姓号寒啼饥，流离失所。孙蕙自康熙八年任此灾邑，处境困难，蒲松龄的到来确实帮了他的大忙。次年春，孙蕙被调兼署高邮州署。

　　蒲松领代孙蕙共拟书启、文告等稿90余篇，大都体现了州县官吏的艰辛、难以强项的处境与灾区的惨状、百姓的困苦，为孙蕙赢得了一定的政声。

　　南游期间沿途登眺以及苏北水乡的秀丽风光，激发了蒲松龄的文学创作热情。而他亲眼目睹了仕途险恶与社会的黑暗以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惨状，都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更深广的生活感受。

　　然而，这种代人歌哭的差事，终究难圆自己的科举梦。他决意辞幕，并于康熙十年初秋北归。

八年窘困

　　南游归来的七八年间，是蒲松龄人生道路上最艰难的阶段。他满以为凭自己的才智，会顺利通过科举考试而一展鸿图，但却事与愿违，使其感慨万千。其诗句“世上何人解怜才”，“痛哭遥追阮嗣宗”，“独向陇头悲燕雀，凭谁为解子云嘲？”抒发了他壮志难酬且不为世人理解的苦衷，表露了他蔑视世俗庸人并以怀才不遇的杨雄自比的清高情怀。

　　这期间，他曾随淄川文人领袖高珩、唐梦赉等游览齐鲁山水，东去劳山，南登泰岱。但仍靠辗转设帐于丰泉乡王家等缙绅之家维生。

　　科举无望，难达青云之志，而灾年频仍，缺乏充饥之粮。中年的蒲松龄身负重担，在人生道路陡坡上艰难挣扎。

设帐西铺

　　康熙十八年，已届“不惑”的蒲松龄应同邑毕家聘请，设帐城西西铺庄。毕氏乃淄川四世一品的“名门望族”。馆东毕际有（载积）之父毕自严（白阳）是明崇祯间户部尚书。毕际有原任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罢归，优游林下，诗酒自娱。他与王士祯、高珩等诸多名门多有交往联姻，就连任淄官吏亦多与攀结。毕家财力富足，居第宏大。除尚书府外，有绰然堂、振衣阁、效樊堂、万卷楼等，第后石隐园方广十亩，厅台廊榭，竹石花树，景色怡人。

　　蒲松龄为毕家教授八个弟子，还兼职大量应酬文字，并参陪迎送接待，因而博得了信赖。他与老少东家相处融洽30年，同时也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读书、应试、著书的安定的生活环境。

科场偃蹇

　　由于毕家的优越条件和厚待，蒲松龄能在教书并处理杂物之余，得以安心预习举业，以图博得一第。但其命运不济终身未能如愿。他参加乡试的确切次数与不中的原因难以说清，仅就有记载的二次都是因为犯规而被黜。

　　第一次在康熙二十六年秋其48岁时，因“闱中越幅（在考场书卷时，误隔一幅，不相接连）而被黜。其词《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称：“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飘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将其在考场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状态及颓丧心情表露无遗。

　　第二次在康熙二十九年秋其51岁时，因故未获终试而被黜。其词《醉太平·庚午秋闱，二场再黜》称：“风粘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头自笑艨腾，将孩儿倒绷。”这两次失败，对他及家庭打击太大了。尽管其不死心，然而妻子却出面干预了，劝其说：“君勿须夏尔！尚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他认为妻子说的对，可每见儿孙赴试，自己便心生欲念，往往情见乎词，而刘氏总漠置之。

　　屡试不第，使他抱恨终生。其诗词及《聊斋志异》的《叶生》、《王子安》、《贾奉雉》等诸多篇章中对此都有深刻的感受与逼真的描写。

志异著述

　　蒲松龄的科举梦想破灭了，而其著述之心却始终未泯。他从年轻时即着手创作的《聊斋志异》,一直断断续续未能结集。来到毕家后条件好了，有石隐园的美景，有万卷楼的藏书，再加馆东的支持，他决心续写完成这部巨著。从此他便集中业余的精力投入到搜集素材与构思创作中。“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寒来暑往，日复一日，“集腋成裘”，“浮白载笔”，终于完成了他的“孤愤之书”。后来，他还以淄川方言撰写了《墙头记》、《慈悲曲》、《姑妇曲》、《磨难曲》等十四种通俗俚曲及《闹馆》等戏三出。其救世婆心显而易见。他在创作小说、诗文、俚曲、戏的同时还编撰了《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等多种科普资料工具书。充分体现了他的为民思想。

笃重交游

　　蒲松龄在西铺期间，由于馆东的乡宦地位条件，更因其诗文尤其《聊斋志异》的广泛传播，使其声望与交游日渐扩大。他不仅与本邑友人、省内资深的名士交好，而且还受到邑侯、宪台的青睐。其中的李尧臣、张笃庆、赵金人、高珩、王敏入、王观正、王永印、沈天祥、邱希潜、安于拙、袁藩、毕盛钰、毕盛统、华世持、韩逢、谭再生、张元、杨万春、唐梦赉、钟辕、朱缃、吴木欣、张贞、李之藻、汪如龙、张嵋、时惟豫、喻成龙、黄叔琳、王士祯等，他们同孙蕙与毕际有父子一样，都曾对蒲松龄的生活、举业、思想乃至写作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及作用。因而蒲松龄与他们的交情深厚，其著作中多有记载。

岁贡暮年

　　至康熙四十八年，70岁的蒲松龄结束了在毕家的塾师生涯，撒帐归里。自此能心境闲暇，安居斗室，日以抱卷自适，或东阡课农，或时邀五老斗酒相会。

　　先是，他几个可爱的稚孙皆以痘殇，令他伤心不已，后来，与他共患难的妻子又不幸病逝，更让他痛不欲生。它饱含深情撰写了《述刘氏行实》缅叙妻子美德，还满怀悲伤作《悼内》等诗八首以挽悼。当江南画家朱湘鳞为其画像时，他亲笔题跋两则。妻子去世使他失去精神支柱，年后他去看望刘氏坟墓，又写诗《过墓作》怀念亡妻，读来催人泪下。康熙五十四年春节，邃于易理的蒲松龄自卜不吉。正月初五，他率儿孙为父盘上祭日坟，似冒风寒，医投理气之剂，自是食量尽减。至二十二日竟倚窗危坐而逝。

家徒四壁妇愁贫

　　《聊斋志异》是一部很神奇的小说，而《聊斋志异》作者本身的出生就带有几分神奇的色彩。明代崇祯十三年，公元一六四零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夜间，山东淄川蒲家庄的商人蒲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看到一个披着袈裟的和尚，瘦骨嶙峋的，病病歪歪的，走进了他妻子的内室，和尚裸露的胸前有一块铜钱大的膏药，蒲惊醒了。他听到婴儿在啼哭，原来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抱儿洗榻上，月斜过南厢”。在月光的照耀下，蒲惊奇地发现，新生的三儿子胸前有一块青痣，这块痣的大小、位置，和他梦中所见那个病病歪歪的和尚的膏药完全相符。病和尚入室，这是蒲松龄四十岁的时候对自己出生的描写。我国古代作家很喜欢把自己的出生说得很神秘，大诗人李白说他是母亲梦到太白金星入怀而生。而蒲松龄是他的父亲梦到病和尚入室而生，他还解释，我一辈子这么不得志，这么穷困，很可能就是因为我是苦行僧转世。苦行僧转世，是蒲松龄在《聊斋自志》当中杜撰的故事，但是我们看蒲松龄的一生，确实很苦。他生活很贫苦，他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他为了温饱想过很多办法；他一辈子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参加科举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非常痛苦；他为了写《聊斋志异》，受了很多的苦。所以我们说蒲松龄三苦并存———生活苦，考试考得苦，写书写得苦。

　　我们先看他的生活怎么苦。蒲松龄年轻的时候，生活不是很苦，因为他的父亲弃儒经商，家里是小康之家。在父亲的保护下，年轻的蒲松龄可以安心读书，跟朋友们搞诗社。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因为他分家了。为什么分家？因为家庭矛盾。蒲松龄的两个哥哥都是秀才，但是两个嫂子都是泼妇。蒲松龄曾经在他的书里面说过这样的话：“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他这两个嫂子真是典型的夜叉，为了一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经常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蒲松龄的父亲只好给儿子分家。分家又分得很不公平，因为这两个嫂嫂又能打又能叫又能抢，而蒲松龄的妻子刘氏非常贤惠，沉默寡言躲在一边。分家的结果是蒲松龄分到农场老屋三间，破得连门都没有，蒲松龄只好借了门板安上。他分到了二十亩薄田，二百四十斤粮食，只够吃三个月。这样一来，蒲松龄就要自谋生路了，他于是开始了长达45年之久的私塾教师生涯。

　　私塾教师就是乡村小学教师，而且是到私人家里教书，待遇非常低微。算算具体的账，做私塾老师每年可以拿多少工资？最多八两。八两银子是什么概念？在当时农村一个四口之家维持一年的生活要二十两，这个账是《红楼梦》里刘姥姥算大观园的螃蟹宴时算出来的。所以说，咱们的大作家蒲松龄辛辛苦苦教一年书，挣的钱不够大观园半顿螃蟹宴。到了30岁以后因为父亲去世了，蒲松龄还要赡养他的老母，他穷到什么程度呢？“家徒四壁妇愁贫”。他有一首诗，叫《日中饭》，写到快收麦子的时候，家里没有粮食，只好煮了一锅稀饭，他那时候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一看煮好了稀饭，抢先把勺子抢到手里面，到锅底下找最稠的往自己的碗里边放，二儿子不干了，上去跟哥哥抢。蒲松龄的女儿就很可怜地、远远地站在那儿看着自己的父亲。蒲松龄非常心疼，我怎么样养活我这些可怜的孩子啊！蒲松龄还写了一篇文章叫《祭穷神文》。他说：“穷神穷神，我和你有什么亲，你怎么整天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我就是你一个护院的家丁，我就是你护驾的将军，你也得放我几天假呀，但是你一步不放松，好像是两个缠热了的情人？”这就是蒲松龄的生活之苦。

辛酸科举路漫漫

　　蒲松龄19岁的时候，参加秀才考试，他在淄川县济南府（今山东省-淄川区---济南市），三试第一，成了秀才。三试第一后，蒲松龄连续四次参加举人考试，全部落榜。直到72岁，仍只是个贡生。

　　我们再看蒲松龄的科举考试之苦。蒲松龄一生不得志，他这个不得志恰好从少年得志开始。蒲松龄19岁的时候，参加秀才考试，他在淄川县济南府山东省，三试第一，成了秀才。录取蒲松龄的是山东学政施闰章。施闰章是个大诗人，清初号称诗坛的“南施北宋”，“南施”就是安徽人施闰章，“北宋”是山东人宋琬。施闰章给山东秀才考试出的第一道考题叫《蚤起》，这个题目是从《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来的。科举考试考八股文，要求你得揣摩圣贤语气，代圣贤立言。既然题目叫《蚤起》，顾名思义，你就要阐述孟子在《蚤起》里面所讲的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蒲松龄怎么写的呢，他用文言文，我们用白话文把它说出来。蒲松龄说：“我曾经观察过那些追逐富贵的人，君子追求金榜题名，小人追求蝇头小利。至于那些本身并不富贵、但是经常迫不及待地守在富贵人家门前的，也大有人在。而对功名不感兴趣的，只有那些深闺的女子，她们才可以悠然自在地睡个懒觉，不去追名逐利”。蒲松龄的描写非常生动，像是一篇描写人情世态的小品文。接下来，蒲松龄走得更远，干脆虚构起来，他写齐人之妇如何夜里辗转反侧，琢磨着跟踪丈夫，其中有人物心理描写，也有人物独白和人物之间的对话，很像小说。这样的写法，当然不符合八股文的要求，但是蒲松龄遇到的考官是爱才如命的大文学家施闰章，他非常欣赏蒲松龄的文章，拿起笔来就写批语，说蒲松龄的文章“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把人们那种追名逐利的丑态通过《蚤起》这两个字写绝了，写活了，接着又写了八个字的评语：“观书如月，运笔如风”。“观书如月”，就是看前人的作品，看得明明白白、透透彻彻；“运笔如风”，就是写起文章来轻松愉快，非常流畅。施闰章大笔一挥，蒲松龄山东秀才第一名。县、府、道三试第一以后，蒲松龄名气很大。他踌躇满志，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进一步求取功名的道路，下一步要考举人了。

　　史料记载，蒲松龄三试第一后，连续四次参加举人考试，全部落榜。蒲松龄文章写得这么好，为什么他还会四次落榜？我们回过头来看，施闰章录取蒲松龄根本就是一种误导和误判，因为蒲松龄并没有按照八股文那种严格的要求来写文章，施闰章因为爱才而把他录取为第一名。蒲松龄因此以为，这样写就能够取得更高的功名了。但是蒲松龄没有想到，其他的考官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些考官是拿着那种刻板的、腐朽的、毫无文采、绳捆索绑的八股文，当个敲门砖，取得了功名，他自己只会写这样的文章，他喜欢的也是这样的文章。像蒲松龄那种写法的文章，他怎么会欣赏呢？所以蒲松龄从考秀才一开始就偏离了跑道。

　　蒲松龄做了多长时间秀才？半个多世纪。秀才是科举考试当中最低的功名。但是秀才最辛苦，年年考试。根据朝廷制度，一个省的学政任期三年，学政一到，先把秀才组织起来考试，这叫岁试。岁试成绩分成几等，考到第一等可以成为廪生。廪生是个什么概念？廪生还是秀才，但朝廷每个月给你一定的钱，补助你的生活。那么，考到了一等是不是就一定是个廪生呢？也不是。因为廪生是有名额限制的，你考了一等，要等空了名额，才可以补廪。所以蒲松龄考中秀才之后，在一等考了很多次，差不多等了二十年，才成为廪生，朝廷才给他那点补助。秀才岁试以后第二年，要进行科考。科考就是给举人考试做准备。科考把秀才的成绩分成六等，考前两等可以参加举人考试，考后两等就得降成青衣。蒲松龄参加乡试，三年一次，考了多少次？十次左右，有的专家说十几次。这样一来，蒲松龄有三十年的时间年年都考。他48岁那年，又参加考试。他觉得自己文章写得非常好，写得也很快，拿到考题“唰唰”就写下来了。但是写完后，回头一看，坏了坏了，越幅了。“越幅”是一个科举名词，就是违反了书写规则。科举考试对文字形式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一页只能写12行，一行只能写25个字，而且得写完第一页写第二页，写完第二页写第三页。蒲松龄写得快，第一页写完，飞快一翻，把第二页翻过去了，写到第三页上了，这就隔了一幅，越幅，就不仅要取消资格，还得张榜公布。在我们看，简直太可笑了，文章写得好，隔了一页，就要取消资格！这次“越幅”，蒲松龄自己是什么感受呢？他在词中说：“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瓢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吓呆了。

　　蒲松龄在科举这条路上拼搏到50岁之后，他的妻子劝他说：算了，别考了，如果你命中注定有功名，连宰相都做上了，何必一定得去考呢？咱们在村里住着，不也挺好吗？何必一定得像县官一样去听那个打着板子催老百姓缴税的声音呢？蒲松龄觉得他妻子说得很有道理。不过也有些专家考证，就在他妻子劝了他之后，他还参加过考试，仍然失败了。

　　蒲松龄19岁成为秀才，到72岁，成为贡生。贡生是什么概念？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贡生有几种，蒲松龄是“岁贡”，又叫“挨贡”。就是做廪生时间长了，排队挨号挨上了贡生。做了贡生以后理论上可以当官了，蒲松龄得到一个虚衔“儒学训导”。儒学训导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封建社会的学校分好几级，国家一级是国子监，省里面是府学，县里面是县学。这个儒学训导就是县学的副长官，相当一个中学副校长了。但是蒲松龄这个儒学训导前还加了两个字“候补”。就是你虽然有这个资格，但是还得看山东省除了淄川县以外，其他县有没有空出名额来。对于72岁的蒲松龄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了，贡生只是给他带来一点安慰，一点很实际的利益：朝廷要给贡生四两银子。而县官偏偏既不去给蒲松龄树匾、树旗，也不发给他银子。蒲松龄不得不一次一次写呈文、打报告去要。这就是蒲松龄在科举考试当中所受的痛苦。在我们看觉得他非常可笑，非常可悲，非常可怜。但是在当时他只能求这么一条出路。因为科举制度是蒲松龄这样的穷知识分子改变命运的唯一的出路，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